面对“文化危机”似乎我们都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然而，文化兹事体大，静而思之，与其在循环的话题中兜圈子，不如跳开来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走出这种文化的论争困境。近来读到蒋原伦先生的《传统的界限——符号、话语与民族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其中运用话语符号理论对文化改造问题提出独到解答，令人耳目一新。
一种民族文化就是一个话语集群，或者说是一个层次复杂的话语系统，而符号则是构成话语的物质部分。真正的文化转型是从符号的更替开始的，这一点却往往不为人所关注，而对话语的阐释是一种为大众普遍关注的行为，但它却仅仅是一种阐释行为，却无法改变符号系统的结构形态。因此，保存一种文化需要进行新的话语阐释，也需要保存整体的文化符号；而创建一种新型文化，则需要创造大量的原创性符号，也需要将这些符号进行话语化编码。然而，本世纪中国的文化改造运动往往偏执于一隅，更多地关注于对旧文化话语的新阐释，而忽视了一点，符号也有着自身的运作规律，从而形成如《传统的界限》中所剖祈的“符号与话语分离的困境”。
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所谓“传统文化”从始皇焚书起已发生过多次重大的符号断裂。人们往往把五四时期视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转折点，其实从清中期起，一个新的断裂期已经开始。首先是话语阐释的退场，乾嘉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就在当时的专制政体下日趋式微；其次是文化符号的流失，当清末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即渐渐失去其标识性意义，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文言文所受到的挑战。白话文终于取而代之，至此，所谓“传统文化”丧失了其物质载体，符号断裂达到极致。而符号一旦退场，它所指代的文化内涵也便告阙如。其结果是，不仅这种文化的宏扬者无法获得话语阐释的坚硬介质，而且导致该文化的批判者轻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新儒学的倡导者和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者便是这一现象的受害者。
确定了符号退场这一前提，就可以认识到，并不是五四的文化批判者们葬送了传统的文化。而新儒家学派欲令世人对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中华文化树立正确的认识。然而，新儒学运动影响虽大，收效甚微，原因是“新儒家只追问传统文化中有无优秀的内质可继承，只追问华夏传统文化的精华可否补充西方文化之不足，而不愿意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是十分优秀、十分精湛的文化，它也只是和产生它的一定的历史阶段和人文环境相联系，它本身的优秀与否，不是它永存的保证”。（《传统的界限》126页）
从“符号——话语”理论来看本世纪的文化论争，可以看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救亡背景下具有启蒙的意义，但它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却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发生了明显的误读。新儒学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谓精到，然而文化的符号层的断裂已使传统的话语无法再现于新符码系统之中，如《传统的界限》所说的，“当因传统文化的断裂而带来的种种困顿和不便渐渐消退之际，当高科技、高信息时代的电子文化席卷全球之时，倘若还是以数千年以前创造的文化（即使这种文化有十种风情、万般魅力）来规范现代文化，其不合时宜、捉襟见肘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界限》138页）更何况新儒学在传统文化中所“发现”并倡导的科学与民主，其实也正是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且它已借助于现代文化符号成为主导话语，因此，硬要以传统的符号和传统的话语来负载这一现代内容，则无异于堂吉诃德的以骑士行为表达平等观念，总是点染着某种悲剧的色彩。当然，文化的延续、发展和改造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历史运作。也正因为如此，以一种较为科学的理论来评判文化的变迁和针对文化的人类行为，则是颇有意义的事。《传统的界限》所做出的努力在此问题上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